互联网考验体制监管

如果说，近期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调整，造成了中国金融领域的巨大动荡，那么，类似的动荡，即将在中国的更多政经领域重复上演。

对此，Michael J. Casey在《华尔街日报》上如此评价：

“从中国央行莫名其妙地决定通过微博宣布注资行动，到该国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突然停止接受人民币存款，再到上周五有关存款保险计划的制定获得进展的消息，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当局正在忙乱地进行金融系统改革的试验和试错。”

Michael J. Casey认为，造成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成以需求为主导的可持续增长方式过程中，金融行业市场化遭遇资本流动压力引发的矛盾所致。

以上判断有其合理性。但如果从另一个视角来观察，促使监管层出台以上举措也还有另一个必然原因：集聚庞大客户群之后，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已在催化中国金融市场格局的革命式重构，不断涌现的新业务模式，令金融监管出现巨大法律真空。

在这个宏观背景下，比特币也好、二维码支付也好、虚拟信用卡也好、甚至比银行更激进的监管套利举动也好，都只是牵动金融监管政策大变的导火索。

早已准备的战役

如果仔细梳理实际动作，中国监管部门其实并非仓促行动。

各个部委对互联网金融的调研，从2012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在2013年更加密集。在此过程中，包括副行长刘士余在内的央行各级官员，不断对行业进行摸底，但除了“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两条“红线”外，一直谨慎未有明确表态。

2013年12月，央行向国务院提交了长达90页的调查报告，同时上报的，还有由央行条法司牵头起草，工信部信息化司、财政部金融司、银监会创新部、证监会机构基金部、保监会发展改革部等部门参加讨论和会签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指导意见草案。目前，该草案仍在反馈修改中，预计将在未来数月内正式出台。

显然，央行的意图，已经跳出以传统线下监管思维监管线上支付的桎梏，而是着眼于将互联网金融，完整、彻底地纳入中国金融制度体系和监管框架。

在这个过程中，监管层必须解决的三个难题在于：对互联网金融导致的流动性风险的准确评估，创新迭代节奏的快速反应，以及跨界融合带来的体制屏障。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三点。

以支付宝为例，如果按照传统金融业的垂直监管体制，支付业务归属人民银行监管，而在支付账户与货币市场基金理财账户连接成为“余额宝”,就进入证监会的监管范围。如果支付宝进入更多领域，比如保险，乃至与线下的各个实体产业领域结合，催生新的业态出现，则将对更多的部委监管政策形成挑战。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支付宝与财付通操纵的打车软件争夺战，已影响多地市政公用体系的政策与市场，而二维码支付更已被紧急叫停。

因此，在央行牵头起草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指导意见中，监管层将互联网金融划分了第三方支付、P2P、众筹、互联网理财、互联网保险五个方面，分别作出原则性规定，并提出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等监管原则。

但显然，以上分类仍然局限于金融领域，对互联网金融打通线下实体形成的融合业态仍预估不足--而后者，已经在不断扩张演化。

而此展开的另一个问题，则将进一步考验中国决策层的监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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